我国深水装备制造能力得到世界认可

第94条规定地方公共团体的权限，即自治财政权、自治行政权及自治立法权，这是团体自治的最低限度要求。

（三）程序性设计不合理、不正当，程序的启动、运行、终止均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难以确保适用结果的权威性和正确性首先，劳动教养的实施程序不合理。依照上位阶法优于下位阶法和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劳动教养有违前述法律的规定。

五是在监督方式上，综合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权、职务犯罪预防权、调查权、检察建议权等多种监督手段，确保监督的效果。然而，我国的行政矫治措施立法改革可谓步履艰难，一波三折，历经二十余年、四个立法五年规划，仍迟迟没有出台。这是劳动教养体制和工作机制一次深刻的变革，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收容教养只是在责令其家长、监护人加以管教之外采取的一种选择性而非必然性的措施，即法律规定是可以而非应当或必须，并明示在必要的时候，可见对实施收容教养有着严格的限制。因此，从法治国家的目标出发，应彻底取消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的审批过程通常是由公安机关通过审阅书面材料的方式进行。可见，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已相互衔接，劳动教养无存在余地。因而，对我国行政诉讼管辖的规定进行改变和完善十分必要。

根据给付诉讼标的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财产给付之诉和非财产给付之诉。其目的是原告向被告行政主体依法提出申请，行政主体违法拒绝或不予答复，使其权利受到损害，因此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行政主体做出原告依法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课予义务诉讼（又称为应为行政处分诉讼）是行政相对人请求法院命令行政主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或应做出含有特定内容的具体行政行为之诉讼。但是，用这种方法规定受案范围中应当受理的案件是不妥的。

从统计情况来看，经复议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裁决，这其中当然有最初作出行政行为是正确的原因，但是复议机关害怕当被告，以维持来敷衍塞责也是主要原因。例如，第3项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往往是其他几种行为的结果，因为乱处罚、违法要求履行义务、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拒绝颁发许可证等行为都可能导致法定经营自主权被侵犯的结果。

（4）基本制度不健全，未规定行政诉讼时效的中断或延长等问题。内容提要: 《行政诉讼法业》已实施20年，在推进民告官法律化、确立依法行政观念、完善行政法制体系、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因为民事诉讼中的相应制度极易让人认为行政诉讼中也应当存在期限中断和延长制度。（二）修改行政诉讼目的的建议针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目的的规定所存在的弊端，提出如下修改建议：（1）增加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

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能成为行政主体，但行政机构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行政机构一般不能成为行政主体，不能成为被告。《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定的6种判决形式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是，随着行政审判的深入开展、审判实践的丰富，这几种判决形式难以适应各类型的行政案件，已经暴露出局限性。这不仅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应当扩大，这是大势所趋。

（4）独立意志与独立承担责任之证伪。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并与行政诉讼被告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我国法治还不完善的阶段，在行政诉讼法发展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及行政诉讼实践的推进，以行政主体理论为标准确定行政诉讼被告的缺陷已经凸现出来：（1）增加了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确定被告的难度。

表面上看，复议申请期限与起诉期限没有本质关系，但实际上有内在关系，而且相互矛盾，由于复议申请期限明显短，在当事人可以任意选择复议或诉讼的情况下，在复议申请期限届满后，实际上仍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利于全面地保护公民合法利益，也不能积极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所规定的受案范围明确表示出的意图，这里合法的外延是有限的，换言之，此处所指的合法权益仅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对于其他的权利，如公民的受教育权、公平竞争权、承包企业的人事任用权等在受到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是一直存在讨论余地的。根据现在的受案标准，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能被纳入受案范围，而大量的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笔者主张，将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当事人诉讼等7类。而择地行诉既能解决案件公正审理可能受影响的问题，又便于原告行使诉权，防止增加过多的诉讼负担。实际上，从行政诉讼判决的种类推定行政诉讼类型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这是倒果为因的做法，忽略了行政诉讼类型与行政诉讼判决之间的区别。综上，建议将关于行政诉讼目的表述修改为：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非常含糊、抽象和主观。作出如此调整和改变，可以保证其原告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更符合平等原则。

以我国行政系统内部各行政主体之间经常发生的权限争议为例，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只能采取由上一级行政主体加以裁决的处理办法，却不能到法院要求司法裁决，因为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机关诉讼这一行政诉讼类型。五、行政诉讼的管辖（一）行政诉讼管辖的现行规定及存在的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管辖制度包括级别管辖、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1）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便于法院公正行使审判权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行政主体本身即为单一的独立的主体，一旦这些主体不存在，便有可能出现无责任归属者。尽管从表面上看以上目的同等重要，但实际上《行政诉讼法》许多条款更多的体现了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目的，比如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的维持判决。

公民概念强调国籍上的归属，自然人一般指具有自然的生理机能的人类成员，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因此，把受保护权益的主体改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更符合现实情况，并且在行文上前后一致，避免歧义。现行制度中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既不充分，也缺乏实效。而且，以往的理论研究停留于现行法律的实然性规定，缺乏对行政诉讼类型的应然性思考。

此外，法律上的利益还应当是通过诉讼值得保护的实质的利益。具体体现在行政诉讼类型方面，要求不同的行政争议应当有相应的行政诉讼类型加以解决。

并且这6种判决形式并不能包含行政诉讼中遇到的所有实际问题，从而造成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因缺乏必要的判决形式而无法下判作出违法判决。（2）部分基本权利不能得到行政诉讼的保护。

鉴于当前的行政诉讼被告的规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出以下完善建议：（1）以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或组织为被告。相对于其他积极的诉讼类型而言，确认诉讼仅具有补充性、从属性、次要性或后备性，即只有在其他诉讼类型不得提起时，才可提起确认诉讼。

[2]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合理解决。不得调解制度反映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目的不清晰，不利于解决行政争议的弊端。行政管理和行政秩序需要效率是事实，但期限的设计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个因素，还应当考虑法治的基本要求，最低限度必须使当事人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机会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以及能够提出法律救济的请求。（2）现行的关于行政诉讼目的的规定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可以说是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界定标准的高度概括，同时也表明我国在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方面，立法上采取的是合法权益的标准。但现行的一些制度设计并不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如不得调解制度。

因此，须在立法上对法律上的利益作一阐释列举权利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归入未列举权利隐私权中的利益，就较难证成。

当然，如果上述理解成立的话，反对意见认为（多数意见）简单表述上诉人的行为是其自由的实行……（是）推进去适用一个从没有听说过的合理审查形式，那将会有远远超过本案的暗示，就表达了对这种潜在的自由推定的深刻的担忧。该案多数意见所主张的自由，绕过了平等保护，而从广泛的行为自由角度淡化了身份识别的问题，将性推回给了同性恋自己。